导语：里约奥运已经过半，似乎这一届中国的奥运热点常常与 金牌无关——宁泽涛是凭颜值和与游泳中心的矛盾，傅园慧是凭夸张表情和一句“洪荒之力”，而首金得主张梦雪却因冷漠表情被恶搞。似乎中国人一夜之间就告别 了“金牌至上”的价值观，但其实细看下来不过只是假象。举国体制就像一条《摩登时代》里的生产线，其中每个人都如临大敌、如履薄冰。而这种体制下，体育又 变成了工具，每个人都从中获取着各自利益。特别是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自信心膨胀之后，这种工具性使得举国体制的形象变得越来越负面。加上国人对于现时 体制普遍的不信任和逆反，对举国体育的恶感有时只是一种体制之恨的延续。当批评已经成为老生常谈时，大众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非冠军的包容，甚至是反向 追捧。大众和媒体一窝蜂追捧“非冠军才是英雄”，特别是傅园慧的火爆，很大程度上是对举国体制的矫枉过正。
里约奥运，大约确实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的是，距离开幕式只差几天了，比赛场馆居然仍在施工；不一样的是，运动员都入住了，奥运村的装修还没完成，运动员不得不自己动手装浴帘；不一样的是，游泳池的水会突然变绿，安保人员走错地方就命丧枪口……
最不一样的还是伟大的中国网民——宁泽涛输得一塌糊涂，还是被口口声声唤作“老公”；“洪荒少女”傅园慧一组喜出望外的夸张表情包，刷了好多天的屏，让一众金牌冠军黯然失色；当然表情包还有一个，中国首金得主张梦雪，不过表达的不是欢乐，而是泰山崩于前也毫无反应的冷漠。好像我们一夜之间就从“金牌至上，冠军是英雄”的老干部模式跳转到了“成绩不重要，颜值和表情才重要”的二次元模式，不免让我这种三观稳定的人一时难以接受。难不成互联网一代真的把这世界玩“坏”了？
仔细想想，这种现象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现实逻辑。
粗看一眼奥运史就会发现，中国人的体育观是和民族尊严绑在一起的。1908 年，天津一份青年杂志发问，“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派一支代表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在那个时代，这三 颗问号多么悲壮。1932年，23岁的刘长春费劲艰辛才孤身出现在洛杉矶的跑道上，却在首轮就被淘汰，“东亚病夫”的帽子牢牢扣在了中国人身上。一个最简 单的关联不言而喻：只有获得金牌，才能把帽子甩掉。
因此，1949年开始，中国的新政权沿袭前苏联的路子，在体育战线上大搞“举国体制” ——“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具体说来就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和财政投入建立各级体育管理与培训部门，有效配置全国的竞技体育资源，选拔 和培养有天赋的运动员参加国际大赛。在举国体制下，体育和奥运会的定位不是“运动嘉年华”，而是一项政治任务，运动员的个人成败关系着沉重的国家荣辱和民族使命。这种压力常常压得人无法喘息——我们目睹过1984年许海峰射落中国奥运历史首金的畅快，也见证了里约奥运孙杨错失金牌后的痛哭。
压 力不止在孙杨一个人的身上。当天的奥运现场，领导都在看台上等待着首金，先是杜丽、易思玲枪口失准，接着孙杨憾负，金牌迟迟未能收入囊中，体育官员们的眉 头都拧出了深深的皱纹。直到张梦雪获得首金后，所有人才如释重负。金牌就是政绩簿，奥运首金对未来升迁以及争取上级支持都有很大帮助，甚至可以计入本届任 职中的重要功绩。举国体制就像一条《摩登时代》里的生产线，运动员是链条末端的产品，各级官员则是各司其岗的工人，准入的共识和前提就是夺金，每个环节自然要为金牌负责，奥运KPI的层层分解，让每个人都如临大敌、如履薄冰。
另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同样存在，中国的运动员很多来自贫寒家境，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不仅成了他们摆脱成长困境的一条出路，也为其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捷径。对他们而言，金牌背后代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举国体制意味着丰厚福利：奖金、工作机会、产品代言等。
由此，无论国家、官员，还是运动员，竞技体育的工具性特点被发现，继而被发挥到极致。
这 种工具性正是举国体制遭到批评的根源，包括金牌生产线上的利益共同体也不免为其所缚，或牢骚或反省。每逢奥运，这一话题都会被重新翻出，在最近一次访谈 中，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更是表示：北京奥运会后是举国体制结束的最佳时机，因为“经过2008年奥运会，我们已经大牛过一把了，不必再谈我们过去是怎么屈 辱的了，那些已经太遥远了。因此，举国体制不再必要。”在他看来，举国体制最主要的意义就是“争面子”。
还记得2008年的刘翔，因为伤病被迫在110米栏的决赛前退赛，观众们痛批“就算爬也要爬过终点线”；等到2012年，伤病缠身让他再次退赛，这次刘翔瘸着脚跳过了终点，可观众依旧没有放过他，“对不起祖国人民的期待”。举 国体制下，国家的财政投入是纳税人的钱，从这个角度说，运动员当然应该为纳税人负责，运动员付出辛勤的训练，赛出好成绩是他们应尽的责任。然而，若唯金牌 是从，拿不到冠军就谩骂实在太过偏激。更无道理的是，这种指责在一些职业化项目中也习惯性地被使用，须知职业化的运转依赖的是商业操作和市场规律，而非财 政，这种模式下的观众只是自由选择的消费者，你当然可以向被提供的服务表达不满，但运动员并没有宁死不辞的义务，他们只需向自己的团队负责。
中国的特色就是往往把完全不同的逻辑混为一谈。宁 泽涛此次发挥不佳，之前还传出与游泳中心和领导教练的矛盾，但是他还是被新一代观众原谅了，“包子不哭”“涛涛加油”的声援不绝于耳，与游泳中心的赞助商 风波，舆论也一致倒向宁泽涛。这当然有一部分颜值作祟的“腐”因素，然而更多的却是源自对举国体制习以为常的厌恶。只不过大家都忘了，宁泽涛并不是自由职业人，用职业体育的逻辑原谅他，方法并不正确，也不意味着他在举国体制中全然无过。
被 这种厌恶情绪利用得更彻底的还有那位“洪荒少女”。她在央视荧幕上的形象和言谈被反体制者们捕捉到，然后大书特书，贴上了“反举国体制斗士”的标签，舆论 紧跟着倒向了“反金牌论”。“输赢不重要”、“就喜欢你不把金牌当回事的样子”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可以说她的出现给诸多反体制者打了一针迷幻的兴奋剂：中 国运动员终于有人站出来否定“唯金牌论”！
我曾与傅园慧有过短暂接触，敢拍着胸脯说她的那些表现不过就是性格流露。傅园慧在中国游泳队里被称为“傅爷”、“小公举”，她还自封了一个“大王”的绰号。率真、随性一直是她的模样，
甚至用其领队的话说“园慧这孩子有些二”。所以，让她为反体制、反金牌代言，只能是反体制者们的一厢情愿。
实 际上这种对举国体育的恶感，有时还是一种体制批判的习惯，和国人对于现时体制的普遍不信任和逆反紧密相关，体育不过是一个出口而已。而当对举国体制的批评 已经词穷，成为老生常谈时，大众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非冠军的一种包容，甚至是反向追捧。大众和媒体一窝蜂追捧“非冠军才是英雄”，特别是傅园慧的火 爆，很大程度上是对举国体制的矫枉过正。
成王败寇式的“唯金牌论”固然要摒弃，但若一变而为另一个极端的“反金牌论”，恐怕也不实事求是。“唯金牌论”和“反金牌论”都不是正确的价值观。
网 球巨星拉法·纳达尔曾经说过：“没有人会对冠军不狂热，但我告诉自己，我要的只是打出最好的网球，至于它所带来的冠军，那都是上天的恩赐。”更快、更高、 更强，是奥林匹克的精神所在。对职业运动员而言，夺取锦标是对其辛苦训练奋力拼搏的回报，是“更快、更高、更强”的外在形式，而奥运金牌意味着最高褒奖， 它应该超越国家、民族、种族，成为全人类对极限的追求。当我们不在体育比赛上投注过多的附加意义时，才能淡定从容地投入奥运盛会中，身心放松地享受体育竞 技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