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海涛照
在广德众多的革命老战士当中，彭海涛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战争年代，他在宣郎广地区出生入死，坚持斗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一生曾三次被捕，两次逃脱敌人的魔掌，奇迹般的越狱归来，一时传为美谈。他和大哥许道珍、二哥许道琦一起被誉为“许氏三杰”，表现了人们对他的爱戴和尊敬。
彭海涛原名许道琛，许济之的三子，生于1917年9月。1932年广德县师资养成所毕业，在誓节渡小学任教四年。革命先烈王金林领导的广德暴动，在当地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他从小就向往革命，参加过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秘密斗争。1934年11月，年仅17岁的彭海涛到杭州和二哥许道琦一起自学，因共产党嫌疑案受牵连，关押近半年。1935年，国民党高等法院宣判无罪释放。抗战爆发后，彭海涛和一些爱国青年一起，在誓节渡发起组织抗日救国会，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37年11月，日军向广德进犯，日本空军对广德城乡狂轰滥炸，誓节渡成了一片焦土，他家的房屋及财物被焚一空。他满怀国仇家恨，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国民党宣郎广宁游击司令部政工人员训练班受训。训练结束后，被留在司令部任政治指导员，负责与各地学员的联系，曾随军到达宣城、郎溪、溧阳等地抗日前线。但是，国民党部队的腐败作风使他非常失望，他的进步言行也受到一些人的猜忌，他只干了几个月，就愤而离开了这支部队。
1938年5月，彭海涛的大哥许道珍和同学周嘉琳在延安抗大毕业后，由中共皖南特委派回广德开辟工作。这时，他正闲居在家，为报国无门而深感苦恼。他们向他介绍了在抗大学习的经过和此行的任务，使彭海涛受到很大鼓舞，并由许、周二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参加了许道珍任副团长的广德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青年工作团，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冬，党组织派他打入一支由土匪改编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任政治指导员，要求逐步改造其内部成分，以便直接掌握这支武装，但不久就被国民党排挤出来。为了在国民党政府中占据一个合法位置，掩护党的秘密工作，党组织又先后派他到安徽省地方行政人员训练班学习谍报，出任国民党苏村乡副乡长。在此期间，广德的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彭海涛先后担任中共广德县工委委员、广郎县工委书记和广郎中心县委宣传部长。
1940年4月，鉴于当时形势日益紧张，他在当地容易暴露，苏皖特委决定让他离开广德，到苏南抗日根据地工作。由于交通断绝，他化名许崇明打入郎溪县战区进出货物检查处（设郎溪梅渚），任党组织负责人。不久，特委又派他去苏南敌后工作，途经南湖边井头村新四军四兵站时，受到国民党四十师和大刀会的包围。彭海涛突围到金宝圩，奉命留在这里任宣当芜中心县委宣传部长。9月，国民党顽固派袭击宣当芜抗日武装，制造了“金宝圩事件”。他脱险后转移到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1940年12月，皖南特委派彭海涛到孙家埠任宣城县委书记，当时，正值皖南事变前夕，国民党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大肆搜捕和暗杀共产党员。事变发生后，宣城形势更加紧张，许多共产党员被迫转移。他住在群众家里，以务农为掩护进行秘密活动。彭海涛从斗争中深深体会到，没有武装是无法领导人民开展抗日反顽斗争的。他和县委的其他同志一起组织党员和干部千方百计地筹集武器，于1942年夏建立了宣城县委领导的第一支游击队。1943年10月，日军六十一师团从芜湖、湾址向宣城进犯，国民党五十二师一五六团不战而逃，宣城再次沦陷。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共皖南地委组织部长陈洪调任宣城县委书记，彭海涛任副书记。这时，游击队已发展到30余人，扩编为皖南支队宣城游击大队、彭海涛任副政委。游击大队紧密依靠群众，打击下乡骚扰的日伪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活动范围日益扩大，开辟了宣城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4年9月，在洪北乡新龙巷召开的宣城县人民代表大会上，彭海涛当选为宣城县行政办事处主任。11月，他带两个班的武装前往无为白茆洲向皖南地委汇报工作，在南陵突然遭到伪第一方面军一个营的袭击，彭海涛率部边打边撤，泅水过河时，因水草缠身，不幸被捕。由于他们没有暴露身份，伪军把他们当作新兵关押约一个月。他趁看守人员不备，组织同志们用竹筷挖洞逃出敌人的魔掌，并在铜陵县委的帮助下，渡江到达皖南地委。随后，又到皖江区党委参加整风学习，学习结束后仍回宣城工作。1945年9月底，宣城县委及其武装奉命随苏浙军区部队北撤。苏浙区党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留下部分精干人员在原地坚持斗争，彭海涛被任命为郎广工委委员兼宣城县特派员。他和工委委员向阳率领一支30人的武工队由宜兴张渚返回宣城，沿途散发《江南新四军北移告别民众书》，收容与联系未撤退人员，并摧毁了鸡头岭的国民党碉堡。这时，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已推进到宣郎广地区，对我留守部队进行疯狂的清剿。武工队在鸦山被国民党一四五师包围，彭海涛率部分人员突围到毕桥。11月上旬，经洪林桥、孙家埠转移到桂峰乡的王村。由于两面派保长王传新告密，彭海涛被国民党地方武装逮捕，关押在孙家埠镇上的桂峰乡公所。敌人逼他交出埋藏的枪支，又派当地士绅崔某前来劝降，彭海涛断然予以拒绝。敌人气急败坏，把他吊起来严刑拷打，彭海涛坚贞不屈，不断怒骂敌人。
彭海涛被押往水东一四五师师部，敌人凶残地将他的双臂拉直绑在扁担上在孙家埠游街。彭海涛昂首挺胸，无所畏惧地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在场的群众无不暗暗表示钦佩。在一四五师师部，敌副师长假惺惺地表示，要同他进行谈判，实行国共合作，并要他写信召集游击队人员前来参加谈判，就可以释放他。彭海涛坚定地说：“信，我是不会写的，既然要谈判就应立即把我释放。”敌人无计可施，只得把他和另外几个被俘人员一起押往河沥溪附近的敌第二十一军军部。又由敌军部转送到绩溪第二十三集团军总部，并被钉上十来斤重的脚镣。在敌军部和集团军总部，敌人又多次审讯他，对他进行威逼利诱，彭海涛一如既往，不为所动，并驳斥了敌人对新四军的污蔑。三天后，彭海涛和其他60名被捕的同志一起被押往杭州。途中，他曾和方全胜等人秘密商议，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组织暴动。不料，到了歙县，敌人改走水路，计划无法实施。在杭州，彭海涛被关押在老东岳庙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补充训练大队第三中队第三区队。补充训练大队即杭州集中营，它的任务是用攻心战术迫害革命青年，不像上饶集中营那样，用残酷的刑讯迫害革命者，而是采用欺骗、威胁、利诱等办法使其屈服投降，叛变革命。在这特殊的斗争场所，彭海涛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旺盛的斗志。他对同志们说：“我们决不能放弃斗争，做敌人驯服的牛马，更不能向敌人投降，出卖自己的政治生命。”敌特对他监视甚严，常常把他叫去谈话，对他污辱、谩骂，从精神上折磨他，又别有用心地表示，要优待他，为他安排好的伙食，住好的房间，妄图引诱他自首变节。彭海涛同敌人已有过多次较量，他们的卑劣伎俩岂能骗得了他，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拥护共产党。随便怎样都可以，自首办不到。”敌人对他束手无策，称之为“顽固分子”。他一到集中营，就注意观察周围的警戒情况，秘密活动了方全胜等人，准备趁阳历年敌人戒备疏忽之际，发动同志们夺取敌兵的枪支，冲出监狱。不料，行动前一天，他们突然被转移到武林门第二中队第八区队关押，计划流产。彭海涛在这里认识了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连指导员方策。他们通过交谈，互相搞清了对方的身份后，即谈起了越狱的问题。他们对敌情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决定分头把宣城和浙东的人员发动起来，组织集体越狱。过了一两天，方策突然告诉他，浙东有人不愿参加，此事可能会泄露，如果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们当机立断，决定于当天晚上提前行动，趁晚饭后监狱铁门未关，冲出铁门，夺取敌人的武器，组织越狱暴动。晚饭后，当同志们按计划向院里集中时，敌人突然加强了戒备，过早地关闭了铁门，枪口对准他们，命令每个人都回到自己的床铺上去。方策随即被押去审问，彭海涛也被关禁闭。后来得知，原来是叛徒史善根出卖了方策，向敌人告了密。敌人怀疑彭海涛是这次事件的组织者，但没有抓到把柄，就审问方策；“彭海涛是否参与了这件事？”方策一口咬定：“我同他不认识。”敌人又提审彭海涛，诈他是这次事件的主谋，他矢口否认。由于方策的掩护和彭海涛自己的沉着应付，他参与组织暴动的问题才没有暴露。为了麻痹敌人，把此事糊过去，彭海涛利用和方策同囚一室的机会，编好了口供，说不是要夺枪打出去，而是正值年关，想偷偷回家过年。所谓“夺枪越狱”是史善根为了讨好、请功胡编出来的。在禁闭了八九天之后，敌人将彭海海和方策转移到老东岳庙敌大队部监禁。审讯时，他们按照事先编好的口供重复一遍。数天后，又被转移到第三中队第三区队关押。敌人虽然不再追问此事，但对他们的监视更加严厉。
1946年1月，有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国共两党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同时下达了停战令，全国民主运动高涨。这时，彭海涛被难友们推选为伙食委员会委员。他利用管伙食的机会，与方策一道暗中串联了一些党员，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抓住有利时机，组织同志们进行反迫害斗争。要求集中营按照蒋介石在政协会议上宣布的四项诺言中关于释放政治犯的承诺立即释放他们。一次，区队召集难友开会，征求对管理工作的意见。彭海涛发动大家大胆发言，揭露集中营的特务统治。同志们质问敌人：“我们打鬼子有什么罪？犯了什么法？”敌人吓得不敢让他们继续讲下去，草草结束了会议。隔天，敌人又要他们开小组会，讨论所谓新生活运动。同志们气愤地说：“我们是在刺刀下过日子，还谈什么新生活？”“关着我们就是死生活，释放我们就是新生活，你们敢实行新生活吗？”又一次把敌人搞得狼狈不堪。接着，大家又推举彭海涛等五人为代表，找敌中队指导员询问何日释放政治犯。指导员支吾其词，避免作肯定的答复，却要求他们不要宣传鼓动别人，还说要把他们文化水平高的人编入干部队受训。至此，彭海涛认识到蒋介石的所谓四项诺言不过是空头支票，国民党是不会发善心释放他们的。鉴于两次集体越狱失败，要再次发动，时机还不成熟，而目前敌人又施展阴谋，要把他们调入干部队，已经没有时间做深入细致的准备工作了。他和方策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决定另辟途径、单独越狱，逃出一个是一个，并暗示同志们，我们的命运要靠自己来决定。一天，同室难友许玉林发现监狱楼上一个房间的铁锁可以开动，窗外屋檐和围墙相连，翻墙逃出非常方便。他利用量米的机会前去察看，果然如此。他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立即和方策着手越狱的准备。许玉林以打草为由，撕破内衣编结翻墙用的绳子。彭海涛又将此事告诉了腿部伤残不能参加越狱的党员史东帆，并交代他，他们越狱后，党组织由他负责领导。2月14日黄昏，集中营点名之后，乘敌人不备，许玉林和蒋清水、彭海涛和方策先后上楼打开窗户，登上屋檐，手拉绳索翻墙而出，顺利地逃出了虎口。他们四人跑了一整夜，到了余杭境内才分手。途中曾遇到一个农民，他们诉说是被抓来的壮丁，开小差回家的。农民很是同情他们，拿出旧衣旧鞋给他们换上，还给了一些钱。方策的大哥方书林住在湖州南浔，开了一家杂货店，方策和彭海涛決定前去投奔他。他们经瓶窑、三里桥到了湖州，再乘小船到达南浔方书林家。他们原来计划一道去皖南寻找党组织，但方策到南浔后就生病，无法前行，彭海涛只好独自前往。好心的方书林拿出一件长衫给他穿上，还资助他一万块钱做盘缠。他化装成商人模样，告别方氏兄弟，经过湖州、长兴，直奔郎溪山下铺，找到同窗好友徐仲甫。第二天，徐护送他到誓节渡，当天赶到秀里村，与郎广工委取得联系。几个月的铁窗生活使彭海涛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当天晚上，他突患脑膜炎，病情十分严重，幸亏抢救及时，才脱离险境。经过两三个月的治疗休息，他逐渐恢复健康。病一好，就信心百倍地同许道珍、张思齐等一起投入新的战斗。
1946年9月，苏浙皖边区司令员熊兆仁去皖南途中到达广德。为了打通苏皖之间的联系，郎广工委派彭海涛率武工组赴宣东寻找皖南游击队。几经周折，终于通过在泾宁宣坚持斗争的吕辉与皖南地委书记胡明取得联系。随后，他带引熊兆仁率领的武装到达泾县樵山和胡明见面，苏南和皖南两支部队胜利会师。彭海涛趁此机会向皖南地委汇报了在宣城被捕和越狱的经过。1947年4、5月间，华东局批准恢复他的党籍，任郎广分工委委员，后来又担任苏浙皖边工委委员。1946年底，彭海涛主动请战，率武工组以郎溪鸦山为依托，开辟和恢复宣城游击根据地。他在宣东找到了原宣城武工队的一些失散人员，收编了方全胜等人组织的一支小型游击队，武装力量迅速发展。1947年6月，成立郎广分工委武装连。彭海涛指挥部队对国民党地方武装进行了多次有效的出击，又派武工组进入宁国境内活动，开辟了宣宁地区。这时，整个郎广地区的游击战争迅猛发展，相继成立了郎溪、广南和宣宁三个县级政权，彭海涛被任命为宣宁县县长。同年夏，苏浙皖边工委的指挥中心移到广南，郎广分工委武装连与边工委武装会合，组成边区大队，彭海涛任大队长。为了实现南进的战略目标，边工委派彭海涛率部开辟以白马庙为中心的广宁孝地区。10月，广宁孝县成立，彭海涛任县工委书记兼县长。郎广地区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刺激了敌人，国民党派江防部队六十三师配合地方武装对郎广游击根据地发动长达三个月的大清剿。12月24日，彭海涛率领的边区大队一连在宁国地村遭到优势敌人的包围，部队受到重大损失。他突围后及时集中失散人员，加强基层工作，打击反动势力，发动群众开展“三抗”（抗丁、抗粮、抗捐）和“双减”（减租、减息）斗争，遭受极大摧残的广宁孝游击根据地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成为苏浙皖边工委向天西发展的一块重要基地。
1948年12月，苏浙皖边工委决定撤销郎溪、广宁孝两个直属县工委，成立路南分工委，彭海涛任分工委副书记。1949年4月下旬，大军渡江后，彭海涛奉命接管宣城。他率部从白马庙出发，一路搜剿，武装扩大到一个营。月底，他又奉命到浙江湖州参加接管工作任长兴县委副书记兼县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崇德县委书记兼县长、长兴县委书记、浙江省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省人委宗教事务处处长、衢州化工厂电化分厂厂长、省化工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兼副所长等职。1987年5月18日，彭海涛因病在杭州逝世，终年70岁。故乡人民无限尊敬和怀念彭海涛，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崇高品德和英勇无畏、坚持斗争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广大干群在建设现代化幸福美好新广德的征程中奋勇前进。
（中共广德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倪宗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