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3月2日6版）
1982年春，一纸调令，我从“月亮街”打道回府，回到了桐花河岸——本乡杨滩中学。过渡了半年，秋季开学时，我接替了初三班主任和语文课。虽然在月湾中学从初一到初三“滚”过一届，但像学徒一样，自己觉得仍然没有“出师”。因此，感到身上的担子很沉、很重。
记得当时校长有一句话：作为杨滩人，为杨滩教育事业奉献责无旁贷。姑且不讨论校长这句话的出发点，反正我把它作为一种鞭策、一种动力。学校领导让初来乍到的我挑起这副重担，本身就是对我的极大信任。我没有良策妙计，更不具备高屋建瓴的本领，只能“笨鸟先飞”，“以勤补拙”。于是，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把三尺讲台当作辛勤耕耘的园地，不敢，也不能有半点懈怠。
杨滩中学，东临大河，北靠街道；西边紧依杨滩至五合主路，南边是桑树地和柳树林。学校仅有的四栋平房零乱地散落在杨滩大桥以上约两百米的沙河滩上。最北面紧邻乡车木厂的两栋用作教室，中间一栋为厨房兼行政用房，厨房和教室之间是菜园，坐东朝西背临大河的一栋是师生宿舍。教师办公就在自己的宿舍里。宿舍前是一个简易球场，仅此而已。学校没有围墙，四周是农田菜地，石砾遍地，杂草丛生。洗衣挑粪的任意进出，牛羊鸡狗随处可见。然而，就是这点“家当”，1983、1984两年还遭到了洪水洗劫。
上苍无情。1983年“入梅”后，“淫雨霏霏，连月不开”。6月底7月初，连日的细雨飘洒变成了暴雨倾泻。山河水涨得快，加之地下水已饱和，一天傍晚，山洪裹挟着杂木横冲直撞咆哮而下。学校领导及时将教师宿舍最南头一间三十几个住宿的女生转移到了地势较高一点的与车木厂一墙之隔的教室里“避难”，以防不测。夜幕笼罩下，闷雷声混合着墙倒屋塌声不时“滚”进双腿浸泡在水里的师生耳膜里。一道道闪电划破夜空、劈开雨帘，刺得人心惊肉跳，毛骨悚然。熬过了“不眠之夜”，天亮时分，雨虽然有所减弱，但见临河的宿舍已被洪水拦腰冲断，师生的木箱衣被被洪水卷走，学校内一片汪洋。而最北面的两栋教室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十几米、深几米的湍急的“大峡流”。抬眼望去，对面教室走廊上居然还有七八个来不及转移的男生和一个老师困在那里。他们急得在走廊上来回走动，像热锅上的蚂蚁，形势十分危急。很快，乡政府组织了以分管教育乡长黄乡长为组长的青年抢险队，附近干群也都到公路上静观事变。一个打鱼的人撑着木舟试图划过去，却被激流推回来，差点被洪水卷走。于是，抢险队找来粗缆绳，缆绳一头绑上粗木头，站在这边教室走廊上向十几米远的另一栋教室掷去。一次、两次、三次……抛掷成功！那边师生将绳索牢牢地捆在走廊石柱上，在两栋教室之间搭起一座“索桥”！其中一个姓丁的年轻人自告奋勇身缚绳索一马当先，像当年红军战士“飞夺泸定桥”一样从绳索上试探着滑翔过去。一米、两米……脚下是急流漩涡，头上是雨水汗水，两边教室走廊上是一颗颗悬着的心和一道道焦急的目光。黄乡长站在水里指挥，一不小心，眼镜掉到了水里。旁边的老师摘下自己的近视眼镜递给黄乡长……
强渡成功！营救成功！望着已脱离危险的师生，在场的人眼里无不噙着激动的泪花！
由于洪水作祟，临近中考（当时是7月下旬中考）的学生到处“打游击”上课，乡政府大院、小学、车木厂……加上学生衣物被洪水卷走，生活受阻，心理受挫，这一年中考不是很理想。我为此痛苦自责了大半年。
洪水无情人有情。山洪冲毁了校园，却凝聚了全校师生战胜困难重建校园的信心和决心。但是，正当学校在原址恢复重建之时，紧接着，1984年又一场大水，如同在伤口上撒把盐。这一年大水虽不及去年，但无疑使本来就满目疮痍的学校再一次遭到创伤。
洪水肆虐之日，正是中考紧张备考之时。为了确保师生安全，为了不误中考、不误学生前途，6月下旬，学校决定将初三一个升学班转移到距离学校近30里路远的五合中学（当时全乡有3所中学：杨滩、林塘、五合）。这一年，我担任初一班主任，并兼初三历史课。这最后一个月，我和另外几个初三课时较少的老师，一边当“送教老师”，一边当“运输队员”。前去上课时，自行车龙头上挂着教案和试卷，后架上则绑满了菜、油、米等生活用品。一个月，整整一个月，老师和学生点着煤油灯，饮着山泉水，吃着腌、辣菜，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紧张的封闭式考前复习、训练。
也许是天道酬勤，也许是上苍补偿，也许是勤奋所致、复习得法，这一年中考，40名考生中，达到中专（师）分数线的竟然有19人！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这是大灾之年全校师生交给社会的一份满意答卷！按照当时的招生政策，分数最高、第一批次录取的是中等师范，其次是农、林、牧等中专学校，再其次是中技（仅限非农户口）。这一届，我和地理老师只是个“配角”，但我们自认为称得上是“最佳配角”，因为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虽不及“主科”老师，但仅凭中考单科成绩，能和“主角”们齐头并进，均排在全县前列。
这一届考取的12个师范生，工作后有的调往外地，有的升任为学校校长、主任，而大多成为本乡中小学教学骨干。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正为培养下一代而孜孜不倦、兢兢业业地发挥着光和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