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的故乡，孩子们的文艺娱乐生活相对匮乏。我读小学时没有家庭作业，所有的作业包括每日必写的大字、小字、日记，都已经在学校里完成。吃过晚饭后，除玩游戏外我最热衷的事便是听大鼓书，那是民间艺人在茶馆里进行的曲艺演出。说书人打板敲鼓，既说又唱，一人能将一本书连续说上好多天，精彩的故事情节吸引着人们每天去听，就像现代人迷恋电视连续剧一样。我是个小听书迷，只要独树街有人说书，我的魂便会被勾去，每晚草草吃完饭就去听得如醉如痴。另外，小时候偶尔也有外地来放“西洋镜”（北方称“拉洋片”）的人，这种比电影早几十年从西洋流传到我国的逗乐器具也很吸引小孩们。大概是1948年，我在一家饭馆里第一次看到了无声电影，而看有声电影则始于1951年的故事片“白毛女”。当时在家乡放电影，全年只难得一两次，且都是露天进行，但大人、孩子都感到像过节一样的欣喜。
这一时期，我喜静的另一面则表现在爱看书和爱画画上。那时独树有个挺正式的文化馆，县里还派来了一位专职文化干部搞群众文化普及工作。由于我放学后经常往文化馆跑，竟与那位名叫段毅的干部成了忘年交。他那里我可以自由出入，他若要外出一会儿，就让我临时照看。这样，我几乎读遍了馆藏的所有儿童图书，尤其是连环画小人书，另外还向他学习了拉二胡、写美术字。我的第一把胡琴，是父亲花几毛钱买的一把极简陋的类似京二胡的小胡琴。夏夜，有时不去和小朋友玩游戏，我便搬一把矮木椅独坐一处，咿咿呀呀地拉一些简单的歌曲。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我11岁外出读书为止。此外，从上学读书开始，我就对画画感兴趣，最初是用一种很薄的竹纸覆盖在小人书或带有插图的古版小说书上，描打仗的人物或仕女，到小学三四年级时便能给学校的壁报画刊头和插画了。
在读课外书方面，由于大鼓书的引导，我逐渐迷上了小说，想方设法搜寻同学家收藏的旧书，小学期间便读完了“三国演义”、“岳飞传”、“水浒传”、“水浒后传”、“隋唐演义”、“三侠五义”、“七侠五义”、“粉妆楼”等。
“春风自是人间客，主张繁华得几时。”我的童年确有快乐和天真，但都是比较短暂的、外在的。苦难被隐藏在光阴背后，不堪回首，而那小小心灵上的酸涩记忆却永远难忘。
1950年，独树一带实行土地改革，我7岁。运动正式开展前夕，区政府便将已被划为地主分子的人带到区政府附近的一栋带有大院落的屋子里隔离起来，我的父亲吴子华和舅舅黄幼麓也在其中。那时，大哥锦明已参加解放军，二哥锦融已然溺水身亡，我是最大的男孩子，于是每日给父亲和舅舅送饭的任务便落在了我和两个姐姐的头上。虽说那时我还不懂事，但也感觉到被关进去不是件好事，起码是丢人的事，因此每次送饭都是眼盯脚尖硬着头皮去的。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第一次送饭的情形。那天，妈妈将两份饭菜各用大碗装好，上面扣一个碗，再用包袱包扎好，让我一手提一份。刚到关押处的大门前，一位持枪站岗的民兵便走上前来，喝道：“站住，干什么？”“送饭。”我一惊，低声哆嗦着说。他眼睛一翻，又问：“给谁？”“我爸爸和舅舅。”我答道，眼睛看着地。“名字？”声音比刚才又高了几度。我实在有些害怕，回答的声音更有点发抖，很轻：“吴子华、黄幼麓。”他头向一边偏了偏，大声说：“放在那边台子上，快点！”我微微抬起眼睛往院内一瞥，看见院子中间的位置有一个用石板搭建的台子，我朝那里走去。台子有点高，我的个子矮，两只手不能同时将两份饭食递到台上，只得先将一份放在地上，两只手上举，先放一份，然后再放另一份。我还没转身，站岗民兵叫的另一个人便过来把饭菜都打开，用筷子翻呀翻呀，抄得乱七八糟，看看一无所获，便说：“走吧！”我赶快低着头走出院落，心里想：爸爸舅舅不知道能不能吃到我送的饭，可别让那两个大人吃了呀。
那些天，我与姐姐每天要送三次饭，下一餐送去后，将上次的空碗和包袱换回来。我舅舅家原来有山、田和纸厂，是个经营表芯纸生意的老板，一辈子没受过什么苦，早上爱喝茶和吃早点，尤爱酥糖之类的甜食，所以母亲给父亲准备的都是一般的饭菜，而给舅舅有时还准备一点酥糖、京枣之类。每当这时，我总看见那个检查饭菜的人要先弄点甜食吃吃，我挺生气，但不敢说。
1948年我家已经遭受过一次土匪抢劫，店堂内的商品已所剩无几，加上这次土改，家里可以说是空空如也。这次经历给我留下了极其恐惧和痛苦的记忆。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我的出路在哪里呢？父亲和大哥给出了答案，他们告诉我：一定要好好读书，用功读书。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知道了必须用功读书才能给自己挣得一个较好的前程，别无他途。我感到我突然长大了。
于是，我从独树街读到月湾街，从月湾街读到广德县城。于是，我告别了我那充满酸甜苦辣的童年时代。
吴锦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