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许杰以国立安徽大学的名义给华东教育部书面报告，报告中论述了芜湖市立中学赭山校舍之位置与国立安徽大学之关系；芜湖市立中学赭山校舍转让国立安徽大学后，切实符合国立安徽大学需要;以及与芜湖市人民政府协商转让之具体办法。
许杰在给芜湖市政府的报告中，首先说明芜湖市立中学赭山校舍之位置与国立安徽大学之间的关系。他说:“芜湖市立中学之赭山校舍在赭山顶上，我校之校舍则在赭山之下坡，但我校校舍面积较大，房屋较多，芜湖市立中学房屋之西、南、东三面都被我校房屋所环绕；尤其芜湖市立中学大门之东西两旁都是我校的房屋，大门西旁是我校学生宿舍、我校实验室、教室及办公室。因此，芜湖市立中学出入都要穿过我校，就形势说，两校校舍连成完整的一片，有不可分割性。芜湖市立中学之赭山校舍距市区太远，不便学生走读，若将赭山房屋转让我校，既可便于学生走读，又可免与我校夹杂一处，实为两便。”
其次，许杰强调了芜湖市立中学赭山校舍转让国立安徽大学后，切合国立安徽大学需要。他说:“我校自在芜湖建立后，房屋极感缺乏，实验室至今仍未全部展开，教职员宿舍尤为缺乏，查芜湖市立中学赭山房屋有楼房2栋，小型图书馆1座，平房50余间，包括教室12个，小型办公室10间，宿舍41间及饭厅厨房等。在转让我校后作合理调配，则我校在目前所需要之教室、实验室及学生宿舍等均可得到解决，教职员宿舍亦可解决三分之一左右。若我校自建这些房屋，在目前经费困难情况下，实属不可能。转让后我校校舍可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规模。”
1950年7月24日，许杰在上呈华东教育部的报告中指出报告强调:
芜湖市人民政府为协助我校解决房荒，拟将在赭山之房屋全部转让给我校后，须在市内另建校舍，据芜湖市人民政府估计，兴建房屋（包括教室18个及办公室等）工料费最低须大米2000石，目前市府经费实甚困难，经市府与我校双方协商结果，由我校津贴工料费之半数，即大米1000石。至于市府应支付之大米1000石，由市府与皖南当局会商另行设法（如：采用以工代赈，在工赈款内支拨等办法），不另向上级额外申请教育经费项下之临时费用。
查我校自在芜湖建立以来，芜湖市政府一向热心赞助。此次协议转让芜中校舍，虽系两有裨益，但解决我校之房荒及建立我校校舍之规模，关系我校更为重大。如前所叙，两校校舍有不可分割性，此事既然迟早总要解决，不如及早解决，为此恳请钧部赐准，拨付大米一千石，以便交付市府，早将芜中新校舍建成，俾我校早日能解决困难奠定基础。倘核准过迟，恐秋收后米价下落，一千石米不够，又须增加若干石，不胜其感！
在许杰的多方努力下，芜湖市立中学之赭山校舍搬让给了国立安徽大学。并由华东局拨款一亿九千万元补偿给芜湖一中，其校舍转让给安徽大学，使安徽大学赭山校区连成一片，缓解了解放初期两校合并后的办学房荒。
在办理芜湖一中校舍转让安徽大学的同时，为解决学校农学、林业、园艺三系实验场所问题，许杰与芜湖市长江靖宇及郊区土改委员会协商并获支持，结合1951年的土地改革，将校区东面、广济寺南180多亩土地及荒山划拨给学校，作为上述三系的实验场所，并准备按今后发展情况，继续增拨地亩。
国立安大迁芜湖后，许杰仍然关心着遗留在安庆的校产校地。1950年10月21日，许杰派张浩然、胡保安、张峻山、刘典等4人前往安庆本校农场收租。同年12月1日，国立安大第29次校委会议定:“关于我校在安庆房舍交涉出售经过，遵部令准予标售，经第六次行政会议议决，函张浩然相机办理，售价希望达到中熟米捌万石”。
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成立安徽省人民政府，撤销皖北人民行政公署、皖南人民行政公署，任命曾希圣为主席，牛树才、黄岩、许杰、沈子修为副主席，朱子帆等38人为委员。
1952年12月，许杰副主席主持安徽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闭幕式，会上许杰号召各位代表，今后还要不断获得更其辉煌的成就，克服各种困难，完成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许杰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后，仍兼任安徽大学校长。在校区建设方面，应安徽省委的要求，许杰积极在合肥征地建设新校。10月9日，许杰、胡式仪等6人前往合肥查勘新校址。在合肥受到省委、省人民政府及曾希圣主席的热情关怀和招待。1954年2月，政务院决定将安徽大学师范系、农业系分别独立建院，物理等系师生和学校部分管理干部搬迁到合肥，建设综合性大学。同年7月，安徽师范学院和安徽农业学院独立建院后，安徽农学院8、9月份从芜湖迁往合肥新校址独立办学，发展成为今天的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师范学院留在芜湖发展成为今天的安徽师范大学；而物理等系师生和学校部分管理干部，搬迁至了合肥，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师资、图书仪器设备的援建下，演变成了今天的综合性大学——安徽大学。
为适应解放初期学校的管理，许杰根据需要设立学校建设委员会、消费合作社、预算审核委员会、人民助学金评议委员会、政治教育委员会、师生员工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招生委员会、教工会安大委员会、暑期留校学生学习工作辅导委员会等。
许杰在接管国立安徽大学、为国立安徽大学的迁址芜湖后的改组和发展以及为安徽全省高等学校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许杰担任民盟安徽省委主任委员，安徽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团结知识分子和参政议政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五、笃志奋斗，登临高峰
在地质工作大转变、大发展的形势下，为了加强地质部的领导，1954年初，许杰调任地质部副部长，重回地质岗位，分管科技方面的工作。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院士），在许杰的倡议和主持下，1959年组建了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许杰兼任第一任院长，为我国地质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贡献。在他的倡导下，还先后组建了全国地质图书馆和全国地质博物馆。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召开建馆会议，同时决定由许杰负责草拟建馆方案，后经周恩来总理同意建成总馆。
许杰在担任地质部领导工作期间，社会工作繁忙，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北自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东到东海，西至新疆，到处都有他的足迹。他曾去青海柴达木石油地质队蹲过点，到过渤海检查海洋物探工作。他多次到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等地区，参加过金矿、铀矿、铅锌矿、钾盐和钨矿等专业现场会。他积极倡导开展水资源、地热资源和环境地质调查工作，但仍不放弃对笔石的研究。他在以后的著作中，已不局限于对属种的描述，更多地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解释和研究问题，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来说，都使笔石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1955年，他与孙云铸、穆恩之合作，写了《笔石—中国标椎化石》第一册（科学出版社出版），对我国笔石进行了系统阐述。1959年，许杰实地考察了湖北竹溪上奥陶五峰组具有特殊附连物的栅笔石和青海柴达森盆地下奥陶统的1个新笔石群，为笔石研究做出了新贡献。1963年和1964年，许杰又先后对湖北、贵州、浙江含笔石地层进行了研究，写有论文多篇，对这些地区奥陶纪笔石地层作了专门论述。1964年，他与陈培洛合作，对一个十分难得的、保存完好的笔石体标本进行了解剖研究。通过对“三角笔石”（即假三角笔石）胞管的解剖，用中、英文同时发表了《论三角笔石》一文，详细描述了假三角笔石体的结构情况。这是国内外同行争论较大的一个属类，许杰以敢于攻坚的精神，凭着几十年研究笔石的丰富经验和学识，对搜集到的、保存完好的立体标本进行了精心的解剖和深入细致的研究，揭示并论证这一属类笔石体的真实组织结构特征，进一步证明了他与1934年提出的应将三角笔石归入叶笔石科是完全正确的，为确实其分类位置提供了有力依据，为深入研究笔石化石开辟了新方向。
1965年，许杰发表了关于笔石复杂化的重要论文，这是他用辨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笔石油演化的重要代表作。他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入手，研究笔石体的演化趋向。他认为，笔石体由多枝变为少枝，易于漂浮，活动范围大，有利于广泛摄取更多的营养物质，这是正笔石总的演化趋向，也完全符合进化论的观点。但是，有时由于外因和内因的变化，在某些时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即笔石枝由少增多，由简单变为复杂，也就是说，出现笔石体复杂化的演变趋向。这种复杂化现象在古生代共观察到７次３个阶期：早奥陶世晚期１次，中、晚奥陶世３次，志留纪３次。
许杰认为，发生笔石体复杂化的内因是笔石内部的新陈代谢作用，即同化作用和异化作用的变化，当作用旺盛，生物体增大，繁殖的个体数量增多；反之，作用衰退，则生物体萎缩变小，繁殖减少。其生存环境条件的外部因素也有变化。在较有利的生活环境下，如海水平静，温度和咸度适当，食物丰富，芽生能力就加强，笔石枝增多。正是由于外界较为合适的生活条件而导致笔石体内部新陈代谢作用的加强，使笔石发生变异。但是生活环境优越的条件不是经常发生的，在地域上也不是普遍的，因而不同时期笔石体复杂化又有其共性和个性的问题。它具体反映在笔石体的增枝方式在不同时期各不相同。早奥陶世末期的笔石体复杂化表现在均分笔石动物群侧枝增多，即以古老的分枝方式“同分枝”进行；从中奥陶世到晚奥陶世末，则表现在纤笔石动物群次枝的发生，即以新出现的“后分枝”方式进行；到志留纪发生的是单笔石动物群以从胞管口部或胎管口部生出的“幼枝”方式进行。这些正反映了不同时期笔石体复杂化的特殊性，即个性。他的这些重要论点，对研究笔石动物群的系统分类、演化及笔石地层的划分、对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十年动乱”期间，许杰没有停止对笔石的研究。利用他的崇高威望和便利条件，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中继续关心和指导着若干地质工作的开展和科研工作的进行。弥补了“文革”对地质事业所造成的一些损失。在此期间，他除继续肩负全国地质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工作以外，还组织领导了李四光遗留著作的整理和编纂工作，编辑出版了8种李四光著作，从多方面帮助和指导《中国地质图集》《中国地质图》《中华人民共和国构造体系图》及《亚洲地质图》（1：500万）的编审和出版工作，支持和指导了《中国区域年代地层（地质年代）表》及分区古生物化石图册的编纂等多项科学研究工作。这些图书的编辑出版，不但总结了我国多年来的地质工作成果，为地质工作部署和科研、教学部门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而且也扩大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为地质科学的发展作了贡献，为我国赢得了荣誉。
“文革”之后，许杰教授虽年事已高，但他对地质事业的关怀和对地质科研工作的热忱仍不减当年。为了加深我国晚前寒武纪地质的研究，争取把我国震旦系列入国际地质年表，他多次过问、有时亲自主持召开晚前寒武纪地质座谈会、讨论会，交流成果，统一认识，拟定地层划分方案，确定重点研究课题，组织科研攻关。经过几年的研究，在晚前寒武纪地质、震旦纪一寒武纪界线以及震旦纪地层划分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和突破性的成果，为地质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颇具份量的贡献。他还积极组织并亲自参与了《中国地质》的编篡工作，系统分析、总结了我国三十多年来的地质成果。该书的出版必将对我国地质事业产生重大影响。与此同时，许杰教授还孜孜以求，继续坚持着科学研究工作，与助手赵裕亭一起，对我国笔石油科的演化和分类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他们根据国内外资料，按照胞管变形和笔石枝递减的情况，将我国笔石科分为3个演化系列，包括5个亚科、11个属、45个种。于1976年先后发表《正笔石及正笔石式树形笔石的演化、分类和分布》《中国笔石科演化和分类(附新属新种描述)》等论文，对中国笔石分类、演化作了系统的探讨，促进了中国笔石分类学的发展。
1978年8月，78岁高龄的许杰，不顾天气炎热、旅途劳累，前往新疆西天山博罗霍洛山地区进行奥陶系剖面的考察和研究，搜集化石资料精心进行研究，在霍城县果子沟实地考察了那里的奥陶纪地层，观测到笔石分子相互混生的现象，提出了笔石动物群发源中心的假想，并与黄枝高合作，撰写了《新疆霍城县果子沟地区下奥陶纪的笔石动物群》的论文，对笔石层进行了更深一层的研究探讨。这篇论文记述了16属56种笔石，并建立了3个笔石
带(组合带)，为天山地区奥陶纪的划分与对比提供了可靠依据。这篇论文还着重论述了果子沟地区不同笔石的分子互相混生的情况及其形成的原因；探讨了果子沟地区笔石混生带与美国得克萨斯的笔石混生带的相似之处，认为两者都可能是从太平洋笔石动物群迁移来的。由此，大胆提出了太平洋笔石动物群是全球笔石动物群的发源中心的设想。
1980年，许杰撰写了《中国奥陶纪笔石序列及生物地理》的学术论文，进行国际交流。同年，他还撰写了《中国笔石的研究》的论文。
1982年秋，中国古生物学会全国笔石专业组第二次学术年会，在皖南旌德县召开。年逾八旬的许杰亲自到会，并考察了40多年前他曾考察过的宁国县胡乐司地区，观测了滥泥坞一带地层剖面，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奥陶纪笔石动物群的特征及含笔石地层的划分与对比》的学术报告，受到与会者的好评。
1983年，许杰与黄枝高、汪啸风合作，撰写了《中国奥陶纪笔石动物群的若干重要问题》的论文，对我国奥陶纪笔石动物群性质、特征及时空分布规律进行了分析研究；还着重对（一）中国奥陶纪笔石动物群的类型和分区特征，(二)关于笔石发源中心问题的探讨，(三)奥陶纪笔石动物群分区的主要控制因素，(四)中国奥陶系分统建阶问题，（五)中国奥陶纪笔石动物群的分布与对比，(六)关于中国奥陶系的顶界与底界等6个同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和初步探讨。他认为：我国奥陶纪含笔石地层分布之广泛和笔石带序列之完整，以及各时期笔石属种之丰富，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同时还指出，在世界两大区(太平洋区和大西洋区)之间，有一个分布广泛的混合过渡型笔石群。认为，我国是世界上研究奥陶纪含笔石地层的划分与对比，以及研究笔石的发生、发展、演化和分布规律最有利的国家之一，是解决有关理论问题的关键地带。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我国奥陶纪、志留纪的笔石研究方面的内容，为有关地区含笔石地层的划分与对比，以及笔石带的建立做了开创性工作，而且对笔石分类学的发展和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探讨作出了重要贡献，把我国笔石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许杰善于团结同行，善于发挥集体智慧的力量，先后与夏树芳、方一亭、倪世钊、周天梅、陈旭、李积金、尹集样、张有魁、文世宣、王义刚等人对我国西北、西南等地区的笔石进行了广泛研究。1983年11月，中国地质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许杰笔石论文集》，这是许杰半个世纪以来笔石研究的综合成果，不仅丰富了我国奥陶纪、志留纪笔石研究的内容，为我国含笔石地层的划分与对比以及笔石带的建立做了开创性工作，而且也为笔石分类学发展和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探讨作出了重要贡献。该文集汇集了许杰研究笔石的11篇论文，深受国内外地质界和古生物界人士的好评，被评为1984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六、多能人才，成果丰硕
许杰的研究领域是很广阔的，涉及到地质科学的许多分支科学，他除重点研究地层古生物学外，在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探工作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为祖国的矿产开发利用做出了重要贡献。许杰在研究笔石的同时，他在腹足类、三叶虫等化石门类的研究以及地史学、区域大地构造、矿产地质、第四纪冰川等方面的研究也都有重大成果发表。1935年和1936年，他先后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新专刊》（甲种6号）上发表了《广西第三纪及第四纪之淡水螺化石》和《中国古生物志》（乙种6号3册）上发表了《下蜀层之腹足类化石》两部腹足类化石专著，在我国腹足类古生物学领域也属开拓性重要成果。
1936年，许杰考察了鄱阳湖两岸的湖口、彭泽、都昌一带，研究了庐山至鄱阳湖畔的第四纪冰川遗迹。1937年他分别与马振图、李毓尧合作，发表了《皖南地史及造山运动》和《兰田古冰碛层》等论文，为提高这些地区的地质研究工作做出了贡献。1935年，李毓尧、许杰在皖南创立了“休宁砂岩”，并确立了冰碛岩的存在。随后，他二人又正式将冰碛岩命名为兰田冰碛层，同时把原来称为“页岩灰岩系”者命名为“休宁系”，兰田冰碛层更名兰田组，沿用至今。他二人又将皖南震旦纪地层及冰碛层的研究与三峡地区对比，基本上奠定了皖南震旦系的划分。“休宁系”更名休宁组，以兰田剖面为标准，厚1394米，以灰色、紫红色砂岩、粉砂岩为主。兰田组以1935年丁毅命名“兰田系”改称，划入上震旦统。
1937年，许杰全程考察了三峡地区的地质剖面。他与喻德渊一起，租了一条小船，溯江而上，时宿船上，时住庙宇，途经石牌、南沱、黄陵庙、三斗坪、新滩、香溪、秭归、泄滩等处，进行地质矿产考察，采集了大量岩石矿物和化石标本，建立了三峡地区早奥陶世２个三叶虫化石带，为三峡地区的地层划分、对比和化石带的建立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
许杰、马振图合作，先后对武昌附近的煤田和长阳地区的铁矿进行了调查，所著《湖北宜昌地区地质调查报告》（1939）《宜昌建造及宜昌期生物群》（1948年），均刊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简报》与《集刊》上。在他任云南大学矿冶系教授期间，还对东川、会泽等地的地质矿产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成果先后发表在地质研究所和云南、湖北的有关刊物上。
1956年1月20日，在地质部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上，黄汲清等汇报了东北石油普查有关问题，据此，地质部副部长许杰在部长李四光主持下，作了关于1955年石油天然气普查工作方法与任务的报告。同年3月，最终起了踏勘松辽平原石油的计划。1972年，许杰倡导立项并在其亲自指导下，中国知名古昆虫专家洪友崇经24年努力，又经5年完成了一部堪称“华夏第一”的《中国琥珀昆虫图志》。地学泰斗杨遵仪院士在对洪友崇教授《中国琥珀昆虫图志》评价中回忆说：“20世70年代以前，欧洲和日本许多专家纷纷来中国掠夺抚顺琥珀昆虫标本进行研究，我国原地质部副部长许杰院士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倡导、开展了‘中国琥珀昆虫研究’课题，指定由洪友崇主持研究，与外国专家展开了激烈竞争。洪友崇在这方面的研究很有成效，学术论文不断发表，在1983年之前就迫使外国专家放弃了已开始的研究工作，维护了我国琥珀昆虫标本产权国的尊严和声誉。”
许杰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书法家。他的诗不但平仄严谨，对仗工整，无懈可击，而且意境深远，韵味无穷。他的书法遒劲有力，刚柔相济，令人赞叹不已。
1972年他在贵阳检查工作时曾写了“七绝:花溪冬游”:绿树清溪织锦绮，冬来游此更神怡。苍茫细雨穿林过，迎面山花挺秀枝。
1979年他在北戴河写了“七律:志庐山第四纪冰川学术会议(步李鄂荣同志原韵)”:直上重峦欲摘星，女儿城上起征尘。峰中五老犹相识，石上千痕不用寻。为有大江舟楫便，迎来多士满堂春。争鸣共论冰河迹，喜见接班大有人。
1981年初，他写了歌颂大好形势的“七律:前程”:四化立功快着鞭，中华儿女善攻坚。长城峻岭风迎客，蜀道坦途人胜天。多难兴邦垂古训，成城众志赖今贤。问翁府事乐如许，似锦前程慰晚年。
1981年秋，全国地质博物馆举办书画文物展览会，他亲撰并书写条幅“七绝”一首祝贺:常见书家亦画家，生辉妙笔映朝霞。神州自古多美俊，琢玉雕岩逞物华。
许杰以诗言志，充分体现出一位革命者、科学家、诗人的博大胸襟与高尚情怀。
七、走向世界，为国争光
为开展国际地质科学技术合作与交流，以推动我国地质科学技术进步，许杰积极开展了科技外事交往和活动，多次率团出国考察、访问和参加国际会议，多次接待外国地质科学家的来访。
1957年冬，许杰参加了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赴苏联科学代表团，作为我国赴苏科学代表团地质组组长访苏２个月，参与制定中苏两国科技合作协定。经过3个月的辛苦工作，两国最终签订了重大科学任务122项。1966年２月，许杰率我国政府代表团赴非洲参加桑给巴尔独立节庆祝活动，并检查我国地质援外组的工作。
1973年5月至6月16日，许杰率团参加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当时称为西德）地质调查所成立一百周年庆祝活动并进行学术交流，这是文革开始后第一次出访。期间，与该国地质界同行进行了广泛交流。特别是通过考察该国地质物探公司，了解到物探技术在探寻地下水资源方面的应用以及相关的设备情况，为我国广泛科学地开展地下水资源开发解决农业供水问题，提供了新的思维和参考。
1976年，当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恢复我国合法席位之后，他不辞劳苦，亲自率中国地质代表团出席了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第25届国际地质大会和国际地科联第五届理事会。当时年已75岁高龄的许杰在会上作了《中国地质工作的发展》的报告，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地质事业的巨大发展和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关注。当年与许杰共赴悉尼出席这届大会的代表团成员李廷栋回忆当时的情景，充满了钦佩和敬意。
国际地质大会是由各国地质机构和学术团体代表组成的、每隔4年定期召开的国际地质学术盛会，被誉为地质学界的奥运会。然而，当时处于冷战思维的国际社会，充满了政治斗争的利益抗衡，以致我国的合法席位始终得不到恢复。直至1976年第25届国际地质大会前夕，我国是否能赢得本届的合法席位，仍然是一个未知数。虽然存在很多变数，已经为此做了大量筹备工作的许杰等6人代表团成员，不敢有一丝懈怠。他们不分昼夜地为出席大会进行着大量繁杂的资料准备，会程安排、各种预案及问题解答等工作。他们常常聚在许杰家里讨论问题，研究对策。即便是在北京遭遇唐山大地震波及的当天，都没有停止工作。当年北京没有直飞悉尼的班机，为了能在得到参会通知时，以最快速度抵达会场，代表团一行先期停留在广州待命。当我国成功赢回合法席位的消息传来后，许杰立即率代表团成员从广州经香港飞抵悉尼。虽然路途艰辛，但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喜悦。当新中国代表团出现在国际地质大会会场上时，与会各国代表用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对中国代表团的欢迎与支持。热情的东道主还将自己的展位撤换下来，让给我国代表团做资料展示。东道主还特意为恢复席位的中国代表团安排了半天的主题报告会，场内座无虚席，各国与会代表对来自中断了近30年的讯息与研究成果非常关注。
短暂的会议期间，许杰与代表团成员一起与国际地质学界的知名科学家和几十个国家的地质学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往，广交了朋友，增进了相互了解，还实地参观了矿山。许杰忘我工作，利用有限的时间，与各界交流，不仅扩大了我国地质工作在国际地学界的影响，也为更广泛深入的合作搭建了平台。
许杰在地学研究方面的开创性、缜密性、综合性的科研成果获得国际上很高的声誉。1958年，由于古生物学研究方面的重大成就，他被苏联古生物学会授予名誉会员的称号。1985年９月，联邦德国地质学会为表彰他在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方面做出的成绩，把当年该学会最高科学奖——莱欧波尔德·冯·布赫奖授给了他。该奖自1946年建立以来，他是37名各国著名地质学家获奖者中的第一位的中国地质学家。许杰在讲话中指出，这次授奖不仅是在他自己六十年来从事地质工作的赞誉，也是中国地质界的光荣，这一切都体现了联邦德国和中国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
八、大德大才，言传身教
在我国老一辈地质学家中，许杰可算一位独树一帜的人物，他在近一个世纪、跨越两个时代的六十多年里，始终坚持不渝为革命事业与地质事业奔波、追求、奋进，取得了丰硕成果，殊为难能可贵。辛亥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许多知识分子一开始都以满腔热血的心情踊跃参加革命，但当革命遇到低潮时，有些人或退让、或消沉，甚至叛逃者都有之。能够坚韧不拔地一直走下去，实乃不易。再说地质这个事业，虽然说起来是振兴实业的前奏曲，与国计民生直接关联，但在军阀混战、政治黑暗、日寇侵占时期，也只是泥饭碗而已。有的地质学家不得不改弦易辙，有的做官，有的经商，有的甚至堕落为汉奸作家，像许杰那样始终坚守革命与地质两不放，后来又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走下去，并达到完美境界的，堪称凤毛麟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