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谈国学的人很多，所谈的观念、方法、内容也各有千秋。说到国学，首要问题就是要清楚何为国学？在我的思维里，国学即“中国之学”，其有别于“西学”，大概与平日所说的“传统”相仿佛。
要言说一个事物，我总会先说说它的内涵。从包含内容来看，国学是“万花筒”，而不是“平面镜”。我的意思是，国学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并且各种思想相互排斥、相互影响、相互交融，是一个具有多样性、包容性、发展性的“学术系统”，并非专指一人一家一派之学说。
一些人常常将国学等同于儒学，一些人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儒道释三家，这些认识都是片面甚至错误的。从中国文化的源头来看，那时的中国文化思想真可谓五彩纷呈，所以才有“百家争鸣”的说法。不仅有诸子百家，而且各家都势均力敌，难分伯仲。就连后来成为传统文化正宗的儒学，那时也不过是其中一家，而且算不上“显学”，根本没有现在的“高贵”。正因如此，孟子才会焦急地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杨朱、墨翟之学说，在春秋战国风靡一时。
到了汉武帝时期，他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儒学的地位在主流的思想领域中大大提升。但是此时的儒学，已并非“纯粹”的“孔孟之道”了，而是杂糅了诸家的思想。汉代的儒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主要因为董仲舒将传统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将法家思想中有利于皇权的思想，嫁接到儒学思想之中。比如，“三纲五常”的思想就是董仲舒提出的，而这个思想的版权其实是属于韩非子的。“三纲五常”的思想就是董仲舒提出的，而这个思想的版权其实是属于韩非子的。韩非子曾在他的文章《忠孝》中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董仲舒宣扬“三纲五常”就是对先秦儒家“从道不从君”的思想进行改造，目的就是为了得到世俗政权对儒学的认可和支持。同样，董仲舒还大量引用阴阳家的“谶纬之学”注入到儒学，其目的是想对皇权进行警示和约束，虽然其实际意义十分有限，但是却无意识地推动了儒学走向神学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汉学”。这些都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彼此交流、争斗中蹒跚前进。
不仅如此，到了东汉，白马驮经，佛教传入了中国，随即在民间得到大踏步的发展。说到佛教，有些人一直不承认这个外来宗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比如，“不可思议”“芸芸众生”“大千世界”等等这类耳熟能详的成语，都来自佛教文化，可以说佛教思想和诸子百家一样都是中华文化中重要的部分，各家思想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学习，彼此发展。
东汉的道教在张道陵手上得到发扬光大，道教真正成为地地道道的宗教，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到了三国时期，张道陵的孙子张鲁还在汉中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道教割据政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玄之风更是大炽，在知识分子中普遍流行着“不拘礼法，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典型代表就是竹林七贤，这些现象都证明了那个时代思想并非所宗一家，更非只有儒学一门，而是各类思想在各自领域中顽强地生长、发展。
唐代更是儒、道、释三家互相碰撞、交融的时候，佛教差点成了国家的主流思想。韩愈被贬写下了“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的诗句，就是儒学与佛教争雄的明证。到了宋代，出了二程、张载，还有大家熟知的朱熹，正是在这些大儒的努力下，儒学在国学中“正宗”的地位日趋稳固。但是，程朱之学本身就是一个大融合的产物。比如，先秦儒学宣扬的“食色，性也”的人性主义到了南宋，朱熹就引进了佛道两家的“禁欲、寡欲”思想进行改造，于是“存天理，灭人欲”就成了宋代儒学的思想主题。同样，明代最有名的王阳明是儒学的大家，他的“心学”曾独步天下。一时间成了意识形态中的主流，其实心学也是融合了大量禅宗思想而成的新儒学。王阳明说“心外无物”，佛家说“心生万物”，王阳明倡导 “知行合一”，佛家讲究“行解并重”，不难看出二者之间思想贯通、联系紧密。也正因如此，长期以来，一直有人说心学是“阳儒阴释”。
至于墨家的“兼爱”“尚贤”，阴阳家的五行八卦，兵家的“重战慎战”“因敌制胜”等思想，都在主流意识形态覆盖下，或星星点点的，或若隐若现的，或改头换面的，以其独特的形式放射着各自独特的思想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