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篇《撤垫子的指控没有根据——桑兰摔伤真相调查》的文章，桑兰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被又一次打断。桑兰这几天，也一直在微博中对“新证据”做出回应，并约定了每晚九点不见不散。而这一次因为“真相调查”带给舆论的标签化印象，桑兰自证清白变得更加困难，其处境是可用身心俱疲来概括的。

　　
　　如果桑兰注定无法回避，在讨论整个桑兰事件时，为了不至于陷入“公婆都有理”的无意义撕扯，各方应该有一个起码的共识：在理性的范围内寻求真相，对私人起码的权利怀有敬畏，这也是“群己权界”的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桑兰说谎和桑兰污蔑诽谤他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有关个人诚信属于道德范畴。谁都无法证明桑兰是否在说谎，而且是一个“17年的大谎言”。在我看来，桑兰当时从起跑到摔到垫子上不过短短几秒钟，这个极其短暂的时间，作为一个全神贯注，精神高度紧张的运动员，她不可能记住每一个细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记忆会产生偏差，甚至她选择性记忆一些有利于自己的情节，都存在可能。因此，桑兰有没有说谎，需要还原真相，在没有更全面客观的证据支持下，而指控桑兰，无异于诛心之论，这对桑兰是不公平的。
　　
　　我们更应该重视的是作为法律证据的桑兰对他人的指控，作为包括撤垫子的教练和成为桑兰被告的40人，至今没有一人，对桑兰的指控反诉，那从法律层面上讲，桑兰证据不足不被法院采信，并不能代表桑兰一定就是在说谎。
　　
　　其次，桑兰通过法律手段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无论谁成为被告，这个被告的集体是4个人还是40个人，她索赔的金额是一美元还是一亿美元，其实都是桑兰的个人权利。这不能庸俗地理解成桑兰重利忘义，甚至恩将仇报。当年17岁的桑兰，是作为举国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也是受害者，按照举国体制的体育竞技的语境，桑兰代表国家出征，她也是为国家争得荣誉，桑兰负伤的种种纠纷，其实更应该有国家层面的救济来维护她一切合法的权益，而事实上，十几年来桑兰却是一个人在战斗。
　　
　　17年前，在美国疗伤的桑兰，受体育协会的委托，美籍华人刘国生、谢晓虹夫妇，作为她在美的监护人。刘先生夫妇与桑兰之间不能简单理解成私人（施恩与受惠的）关系，而是政府指定的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所以桑兰“性骚人”的指控法律没有认定桑兰诬陷，当事人也没有把她告上法庭，媒体再度拿来作为桑兰“恩将仇报”的道德指控说事，便是失去了媒体应有的底线。
　　
　　说实话，我以前也有一种潜意识的判断：我可以不相信美国法律，不相信美国大法官，不相信美籍华人刘先生以及他的儿子，不相信美国“友好运动会”的组织能力和防护设施，甚至不相信那个撤垫子的外籍教练，以及美国的保险公司和被桑兰列为被告的40人大名单……我可以不相信，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个组织机构，但不能不相信权威的判断，不能不相信整个集体一致的表述，所以我当时也觉得桑兰是在说谎，甚至她是“有罪”的。
　　
　　但这又怎么样呢？事实上，桑兰正是面对这么大的一个诉讼集体，我们才应该对她有更多的包容，赋予她更多的话语权，否则个体在面对集体，尤其是具有权力色彩的政府（国家）背景的伤害时，我们又有什么办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所以，我绝不是袒护桑兰，而是每一个普通人由于信源单一甚至缺失，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澄清事实的真相，那么，不对桑兰进行道德泼污，不选择站队，与一切质疑与真相揭秘保持一定的距离，岂不是更理性与公正？王小波说过，知识分子做思想的精英比作道德的精英更重要。其实，每一个人，无论他是挟国家舆论的调查记者还是普通人，当你的质疑面对的可能是一个弱者的时候，应该首先想清楚，你到底做什么样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