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评论
仔细解读有关“温岭杀医案”的报道不难发现，该案在此类案件中并不典型。凶手连某高度偏执的性格，使其始终无法客观面对求医过程中遇到的小小波折，以致使一次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如患者死亡)、医生也没有明显过错的医疗过程，演变为一场惨烈的悲剧。
但患者连某始终将偏执和妄想的对象，牢牢锁定在虚妄的医疗过错，和多家医院医生对他的合伙欺骗。这样的偏执，却不能排除因舆论信息的长期侵染而形成的错误成见。也就是说，连某对医生的愤怒乃至“忍无可忍”，其实和他在求医过程中的具体遭遇无关，却和他对医患关系的既有成见直接相关。
也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温岭杀医案”具有了一定的典型和警示意义，即一起严重乃至惨烈的医患冲突，可能并没有严重的医疗过错或激烈的医患冲突为成因，而可能只是严重恶化的医患关系的一次意外爆发。冲突中受害的医护人员，则成为这种恶质关系的替罪羊，而他们究竟在替谁之罪，却几乎没人可以辨析清楚。
在以往的分析中，医生往往被定位为强势和恶劣的一方，因此被认定在医患矛盾中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而随着患者伤害医生的恶性事件逐渐增多，继续把医患矛盾归罪于医护人员，不免有点不近情理，于是把造成医患矛盾的罪责，归结于不合理的医疗保障制度，又成了最普遍的结论，并把“尽快改变不合理的医疗制度”，视为根绝医患矛盾的“治本之策”。
“治标”与“治本”，显然脱胎于中医理论。而“治本”与“治标”之高下，对于中国人而言，则是不言自明。于是，每有社会弊端出现，往往有无数评论者纷纷提出各种“治本之策”。但不得不承认，至少在解决医患矛盾、缓解医患关系这件事上，其实没有像扳道岔那样瞬间扳到正确道路上的“治本之策”。转变医患关系，需要的反而是中医中的另外一项核心理念———调养。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医患关系恶化到今天的地步，也绝非短时间内由单一成因所促成。部分医生的唯利是图，既有医疗制度过度商业化的逼迫，也是社会整体价值观在医生群体中的反映。而部分患者的暴戾情绪，既有戾气过重的社会背景，也和对医疗事业的误解不无关系。
面对如此注定以“失败”为终点的“绝望”事业，医患双方必须在信任的基础上密切合作，才有可能让那注定到来的“失败”尽量来得更晚一些。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把医生想象成唯利是图的“白狼”，还是把患者都视作蛮不讲理的凶徒，都既不符合实际，也无助于缓解矛盾。反之，让医生对病人多一点耐心和笑脸，让患者对医生多一点理解和宽容，才可能打开这个死结。
而在这个注定漫长的过程中，即使是为医院配备保安这样的“治标”之术，也有必要尽快落实，以保护医护人员的生命安全，也为所有可能的“治本”之策争取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