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邦荣
编者按：建设文化强县，需要每个人努力奋斗，需要代代传承。我县群众文化副研究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安徽分会会员、退休干部王邦荣，毕生战斗在文化工作第一线，用心血和真情书写了我县文化工作拓荒者的乐章。本报特辑王邦荣的回忆录，以传导文化建设的正能量。
(一)
我出生在广德县城里一个中产家庭里，抗战期间，日寇狂轰滥炸，将广德县城夷为平地，我父亲王安宇带着我母亲杨正兰、哥哥王喜和我逃难到广德乡下陈家沟。由于战乱，也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极差，在我四岁时，我父亲就病故了，母亲带着我们弟兄俩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砍柴、种地和帮别人放牛，那时的我对音乐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喜爱，只要看见算命的先生拉着胡琴给人家算命，我就会跟过去，无限喜爱地摸那把可以发出美妙声音的胡琴。我多么想也有一把那么神奇、可以发出美妙音乐的琴啊！我凭着自己的想象找了各种我认为可以做琴的材料做了一把胡琴，但无论我怎么拉，我做的琴就是拉不响，后来才知道缺少了许多不可缺少的材料，如：马尾、松香等。现在想想那时的我就开始对音乐着了迷。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我们全家迁回了广德县城内，我开始上学。一次，我又痴迷地听一个人吹口琴，迷醉得不行，那位我已经记不起姓名的人看我实在喜欢，竟然把口琴送给了我，从那时起，我才算真正接触到有七声音阶的乐器，能吹出《东方红》，也能吹出不少民间小调。
在我进入广德中学学习期间，我已经是学校里的文艺活动骨干，学校里的腰鼓队、铜鼓队都有我的身影，文艺演出我更是活跃分子。学校里只要有学习风琴、二胡、笛子的机会，我都如饥似渴地前去学习；只要有老师或同学会的乐器，我也都会虔心请教，这些活动和学习，都为我今后的音乐生活奠定了基础。
我从广德中学毕业后，为了追求我的音乐梦，我报考了安徽省艺术学校，由于我从来没有经过系统学习，当时报考该校的学生又特别多，我落榜了。
1957年底我在广德县城厢小学当了一名代课教师。
(二)
1958年，广德县成立了文工团，县里把我调入该团，1958年12月18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那是我走上文化艺术道路的第一天。那天我离开城厢小学，学校为我开了欢送会，我的学生们把我送到文工团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那份师生情我至今难忘！
当时团里的演职人员大多是小学毕业、甚至没有读过书的青少年，我的主要任务就是给他们上文化课、教他们唱歌和练声。
当时县里对我们团非常重视，给团里添置了服装、道具、乐器等，最让我高兴的是县里还为我们团添置了一架手风琴，从那时起我开始接触键盘乐器。各种乐器的添置让我乐不可支，我整天沉浸在各种乐器的学习中难以自拔。随着学习的深入，我深感不懂得音乐理论知识要做好音乐工作是不可能的，但当时并没有老师指导，我就节衣缩食，从牙缝里省出钱来购买各种音乐理论书籍，潜心钻研。白天我积极工作，晚上回家便埋头读书。这个阶段我年纪轻、劲头足，学习了大量的音乐理论知识，为我今后的音乐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县文工团开始只能演出一些小型歌舞、曲艺等节目，活动的范围也仅限于县城及县内的农村。后来，我们参加了芜湖地区的几次文艺汇演，在我们文工团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演出受到了好评，县里又为我们团增添了设备，这自然让我们文工团的所有成员信心满满、干劲十足。我们一鼓作气又排练了大型歌剧《红霞》，演出后颇受观众的喜爱。
在不断的实践磨练后，我开始尝试自己创作，我独立作曲的处女作是大型歌剧《红松林》，公演后，得到一致好评。当时团里的所有成员都身兼数职，我既当伴奏员又当演员，还兼任舞台工作人员，虽然每天都忙得像个陀螺，但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其乐无穷，每天团里总是笑声不断。
(三)
1960年，国家裁掉了所有的文工团，我们团也不例外，我本来应该回到教师队伍里去，但当时宣传部的领导认为我在文艺队伍更能发挥我的特长和优势，便留下我，派我去了县花鼓戏剧团，1960年10月，我正式在县剧团工作。
当时的县花鼓戏剧团是以演出古装戏为主的，经常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在我进团不久，我们就到上海大世界演出，在那里真让我大开眼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上海民族乐团的演出，当时的二胡演奏家曾加庆演奏的是二胡独奏《山村变了样》；笛子演奏家陆春龄演奏的是笛子独奏《喜报》，他们的演奏出神入化，我如醉如痴地聆听；他们休息时我便抓住一切机会向这些老师们请教，他们也都毫无保留地耐心向我这个小县城的文艺工作者传授知识，在上海的每一天我都有极大的收获。
从上海回来后，我开始思考，我们在上海看到那么多新颖鲜活的文艺形式和内容，我们的皖南花鼓戏却总是老一套。皖南花鼓戏是我们皖南地区的独特剧种，也是我们安徽省的四大剧种之一，当时的老艺人比较多，但演唱的曲目和唱词都比较陈旧，青年演员大都不愿接受，广大观众也觉得总是那几出戏很乏味。皖南花鼓戏必须改革！我们开始根据皖南花鼓戏唱腔着手改编大型歌舞剧《碧波红莲》，演出后受到空前欢迎。
皖南花鼓戏在皖南及江浙一带流行近百年，不论从演出形式和唱腔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但是在唱腔、唱词上都没有什么文字记载，更没有影像资料，随着时间流逝，许多流传百年的剧目和唱腔如果不及时收集整理，可能就会失传。
我开始大量走访花鼓戏艺人，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有许多是我闻所未闻的，收集整理后我又向戏剧界人士请教。其中，省黄梅剧团的时白林老师给予我大量的指导。一年后，我完成了《皖南花鼓戏唱腔浅谈》的初稿，后经有关专家的指导和领导的批准，我再次修改，1963年5月印刷成册。
仅仅收集整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传承并发展。为了让皖南花鼓戏这一剧种能在我们这一辈人手里得到传承并发展，我们必须走改革之路。但改革从来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阻力首先来自那些唱了一辈子花鼓戏的老艺人们，他们说我们改变的东西四不像，坚决反对。但支持改革的也大有人在，那些年轻人积极响应，先改小戏，老艺人们接受后再改大戏。
为了加快皖南花鼓戏的改革步伐，剧团组建了一支20余人单管制的西洋乐队，这样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只有加大学习力度，才能适应新的环境，在此期间阅读《中国戏曲研究》《和声学》《配器法》，还认真研究了几大样板戏京剧总谱及有关戏曲音乐资料，1970年，移植了革命样板戏《龙江颂》对皖南花鼓戏唱腔进行了大胆的改革，首次出现了用西洋乐器伴奏皖南花鼓戏唱腔，五线谱总谱也是在皖南花鼓戏里首次出现，对今后剧种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接着按此模式又排练了大型现代戏《生命线》《磐石湾》，又排练并演出了《军民鱼水情》《新人骏马》《双换种》等小型现代戏，近在宣城、广德、郎溪，远赴苏、浙等地演出，受到观众的喜爱。
(四)
长期的超负荷工作，让我的身体极度虚弱，眼睛也出现问题，万般无奈，1974年，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县花鼓戏剧团，到县文化馆工作。文化馆的工作面对的是全县人民，为了丰富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我们开展了各项活动。举办文学、诗歌、曲艺、音乐、美术等各种培训班，邀请各地专家到我县授课；组建各种民间剧团，如新杭黄梅戏剧团、下寺花鼓戏剧团、杨杆花鼓戏剧团、梨山花鼓戏剧团；创办杂志《演唱材料》，每月一期，发放到各个乡镇；相继在所有乡镇都组建了文化站，由这些文化站带领全乡开展各种文化活动，这些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广德人民的文化生活。
为了致力于做好全县人民的文化工作，我坚持下乡，除了指导文化站做好工作外，我还走遍了广德的山山水水，走访了许多民间艺人，发现广德的民间艺术真是丰富多彩，特别是广德民歌———北乡的民歌高亢豪放；南乡的民歌细腻缠绵。经过一年多的走访、收集、整理，汇编成了《广德民歌集》。我创作的歌曲《祈求》《姑娘今日好快活》等在音乐专业杂志《乐坛》上发表，我的职称被认定为“群众文化副研究员”，我还成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安徽分会会员。
我一生最满意而且值得自豪的是我和杨耀庭同志合作，他编剧我作曲的皖南花鼓戏《春嫂》被选送到首都北京为党的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演出，这次演出是皖南花鼓戏首次在首都亮相，演出非常成功，获得了中央领导和文艺界人士的一致好评。《人民日报》《北京晚报》《安徽日报》等报纸都发表了评论文章，《乐坛》《安徽新戏》登载了部分唱段，中国唱片公司录制成唱片共2100套向全国及港澳台及新加坡地区发行。
1982年，因工作需要，我调入县文化局，后担任文化股长。县文化局是以文化艺术管理工作为主，由于工作性质变动，工作量变大了，工作方向和重点也不同了，我的音乐学习和创作也停了整整一年。1983年，宣城地区每两年举办一次《宣州之声》音乐会，而且要求必须是原创作品参加，这样，我们一大批音乐工作者、爱好者都欢欣雀跃，我们积极组织创作班子、演出班子，每届都有一定数量的文艺节目参赛，多次获得名次，我和欧阳英雄同志合作的《太极洞之歌》还获得过作曲一等奖。
(五)
人的一生很短，我有幸有一位特别伟大的母亲，在战乱年代，不仅养活了我，还节衣缩食供我读书，使我能走上文化工作的道路；我有幸遇到过许多无私帮助过我的人，他们在我困顿时、迷茫时给我援助；我有幸娶到一位贤惠、能干的妻子，为我养育三个孩子，把我的家庭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解除我工作的后顾之忧；我有幸遇到能看到我长处，积极支持我工作的领导。正是因为有了那么多支持、鼓励我的人，我才能为我县的文化工作作出一点贡献，在此说一声：谢谢！
